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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筑师眼中的香港旧建筑、新角度

要欣赏建筑，其实不限于设计特色，每座建筑背后所代表的时代同样重要。着力研究本地摩登建筑的建筑历史学者黎隽维为你推荐“十大景点”，即使是旧建筑物，也可以用新角度去欣赏。

又传统，又现代

1937年落成的铜锣湾圣马利亚堂，和1956年启用的石硖尾圣方济各堂，都属于近年开始受关注的中华文艺复兴建筑风格。被列为香港一级历史建筑的圣马利亚堂有红砖外墙，顶部却是夺目的绿瓦，中间则树立着白色十字架，既有中式宫廷的堂皇，同时兼具西式教堂的庄严。这些有近百年历史的建筑，在黎隽维眼中，充分表现出香港中西合璧的文化特色 ──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，不少西方教会已落户香港，为了向本地人传教，教堂也因此充满“本地特色”。不少中华文艺复兴建筑都在西式混凝土建筑盖上中式瓦顶。“红砖绿瓦其实不是中国传统建筑特色，而是很西化的观点。”

本地现存的中华文艺复兴建筑不在少数，除了圣马利亚堂，还有土瓜湾圣三一座堂和沙田道风山丛林。至于石硖尾圣方济各堂，于上世纪50年代中期落成，圆拱形大门以中式书法写上“天主堂”三字；进入圣堂后，因为所有梁柱都被藏起来，人们的焦点就会放在祭台上以彩绘玻璃刻画的圣人事迹。至于为什么教堂仍沿用上世纪30年代的建筑风格，黎隽维认为至今仍是一个谜，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香港蜕变为现代城市，教堂建筑也出现明显变化，像九龙华仁书院圣依纳爵堂和油麻地基督教信义真理堂，都是现代建筑的好例子。

圣依纳爵教堂像是一个四方盒子，四周设有回廊，廊外围则筑起可以通风的红色砖墙，以遮阴隔热。圣堂本部则由玻璃围成，保证外部凉风畅通流入。从实用出发，加上几何外形，为教堂添上不少摩登感觉。至于由建筑师甘洺（Eric Cumine）主理的基督教信义真理堂，在1963年落成，造型仿如一艘“挪亚方舟”，虽然一反传统教堂模式但不失庄严感，外观上也十分震撼。

思想前卫的华人建筑师

黎隽维一再强调，华人建筑师对香港的美学及建筑潮流有很大影响，并借此建立起一种更含蓄的华人文化身份。由周耀年╱李礼之建筑师事务所 (Chau & Lee Architects）设计的深水埗公立医局于1936年落成，采用Art Deco风格，见证了早年华人精英热衷于回馈社区。到了上世纪五、六十年代，移居香港的外来人口中，有为数不少的华人建筑师。在这座东西交融的城市，他们的作品也更加摩登前卫。由司徒惠主理，于1970年落成的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，以及王欧阳（Wong & Ouyang，香港主要建筑集团之一）的众志堂学生活动中心，代表了两代华人建筑师的风格。司徒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上海移居香港，以粗朴的混凝土建起一个现代化的东方文化空间；同年落成的众志堂，则大胆用上三角形设计，与方方正正的中国文化研究所形成强烈对比，足见香港的多元和创新精神。

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，婴儿潮令香港人口以年轻人居多，无论建筑师或资本家都很大胆。”1977年落成的香港艺术中心便是另一个例子。建筑师何弢在1969年策划艺术中心时只有36岁。在资金和空间极度有限的情况下，何弢将艺术中心打造成一个三角形无柱多层空间，让不同类型艺术活动在其中进行，无论设计和技术在当时都极度大胆。在哈佛大学完成建筑学硕士的他，也因而被更多人认识，成为当时最有代表性的香港建筑师之一。

保育活化，人人有份

此外，黎隽维也推荐深水埗嘉顿中心和大坑第二巷的活化唐楼。有80多年历史的嘉顿中心，出自现代建筑先驱朱彬的手笔，见证了香港战前战后的艰辛岁月和经济转型。“一般人眼中的旅游景点不会有工厂，嘉顿中心却让人思考工业建筑的历史价值，以及再发展的潜在可能。”至于大坑第二巷的战前唐楼，虽是古物咨询委员会评定的香港二级历史建筑，却被装点粉红色，其后又被黑漆覆盖，最后由新租客还原，令原来的建筑工艺重见天日。有份参与复修的黎隽维形容，这是一个本地建筑保育的转折点：“大坑唐楼在很多细节上都没有改动，只在必要地方进行修补，说明保育也不一定动辄十数亿（港币）。一些小型建筑，一般业主和租客也能负担。” 复修后，这里又进驻了潮流文艺空间THE SHOPHOUSE，展示出旧建筑除了历史，也有商业甚至投资价值。

黎隽维向来主张建筑与社会、经济及文化有着密切关系；观赏建筑时不妨代入当时的社会脉络，将更能体会旧建筑的精髓，也可以更深入认识香港历史。